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为辅助对我国的军事攻势，日本侵华军不惜派遣众多特工间谍涌入我国境内，潜行各地，不择手段地窃取我国军事机密。特别是那些渗透至国民党中央政府中枢机构的日军间谍，对初期战局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多次企图将蒋介石置于死地……
三案并起，震惊高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以及华北的广大区域，其侵略的锋芒显然转向了南方。上海与南京，局势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风声鹤唳，危机四伏。
秘密命令海军立刻封锁长江下游最为险要的江阴要塞，并在吴淞口至江阴要塞之间实施三重布雷，以此迫使70余艘停泊在江阴上游至汉口一线的日军战舰、3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装甲战车和炮兵缴械投降。若此行动得以顺利实施，无疑将对即将对上海发起全面进攻的日军造成重大打击。
在部队接到紧急密令，迅速展开行动之际，日军战舰却意外获得了情报，于夜幕低垂之际突破封锁线，汇集于黄浦江域，进而对上海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
8月13日，日军发起了对上海的全面进攻。蒋介石多次意图亲自前往上海前线进行视察。然而，由于日军对上海的海、陆、空交通要道实施了严密的封锁，蒋介石无论选择哪条路径前往上海，都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新任参谋副总长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建议，称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次日将前往上海，蒋介石可以借此机会搭乘其座驾一同前往。作为中立国，英国大使馆的轿车悬挂着英国国旗，这将为蒋介石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避免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
敌人提前获取了情报，意图谋害蒋介石。
1937年秋季的一个清晨，蒋介石紧急下令在南京中央军校举办一场“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要求中央军校与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中央党政军的各部部长官务必出席，蒋介石本人亦将亲临发表重要演说。活动当天，南京的军队、警察、宪兵和特务机构实施了全面警戒。一切准备就绪，正待蒋介石的到来之际，两名身份不明者混入了军校。他们在被发现后，迅速驾驶一辆轿车逃离现场。这两人极有可能是日本间谍，他们的目的是暗杀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精确掌握这一情报的呢？
一连串案件令国民党政府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显而易见，政府高层中存在日本势力的渗透。在联合破案会议上，蒋介石强调，这犹如一枚埋设的定时炸弹，必须予以清除，他命令道：“你们务必在一个月内将此隐患挖出。”
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在接到任务后，果断选择动用手中的一张王牌——南京特警二队。该队擅长从事日本反间谍活动。两年前，他们曾成功策反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贴身勤务员陈耆才（代号203），此后陆续获取了大量关键的日本情报。
外事组特工李荣芳在接到任务后，迅速启动了“203”系统。根据“203”系统的反馈，领事馆内，国民政府机要秘书黄浚与须磨弥吉郎的交往尤为频繁。
特警二队的小组成员发现，黄浚在下班之后，既不乘坐车辆，亦无随从相伴，他常常独自一人漫步于南京玄武湖畔。黄浚对巧克力糖情有独钟，然而，他却从不随意丢弃糖纸，而是细心地将糖纸与一张纸条一同夹好，放入公园里一棵大树的秘密树洞中。这个角落相当隐蔽，鲜有人至。每当黄浚离去不久，总有一位朝鲜人前来取走那些纸条。
特警队已掌握了这一规律。因此，在黄浚再次将糖纸与纸条藏入树洞并离去后，他们便在朝鲜人取走之前，迅速将纸条取出，拍照留存，随后按原样重新放回树洞。待朝鲜人前来取纸条时，他们又巧妙地对其进行了暗中拍摄。然而，或许是黄浚有所察觉，抑或是日特有所指示，自军校逃车事件之后，便未见黄浚再踏足玄武湖。
谷正伦随即向蒋介石详尽地呈报了这一情报，恰在此时，侦查人员亦发现潜入军校的疑人乘坐的车辆，其车牌号码与黄浚所驾之车不谋而合。蒋介石遂下令：调整侦察方向，集中力量调查黄浚。
黄浚、南造云子
黄浚，字哲维，号秋岳，福建闽侯人士，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1916年，他远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亦了如指掌，对日本文化的崇尚之情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归国后，黄浚投身北洋政府，任职期间。随着北洋政府的覆灭，他又转至南京国民政府，不久便晋升为行政院秘书主任。这一职位使他得以亲历并参与国民党的核心机密。
自亲日派领袖汪精卫掌权以来，黄浚深得信任与重用。他频繁陪同汪精卫出席各类外交活动，且恰巧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在早稻田大学同窗。因此，他常往日本领事馆拜访，在须磨的巨额贿赂下，他背叛祖国，投身敌国，并组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间谍组织。
须磨指示黄浚，除与领事馆进行秘密接触外，还与一名名为廖雅权的日本女间谍保持着单线联系。廖雅权，便是那位被誉为“帝国之花”的知名女间谍——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一位“中国通”。自幼便在中国接受教育，13岁那年，她被送回日本，并在神户的一所特工学校接受了严格的训练。1926年，17岁的南造云子被派往中国大连，自此开始了她的间谍生涯。1929年，她被调至南京，化名为廖雅权，以一位失学青年的身份为掩护，潜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汤山温泉招待所担任招待员。她不仅歌喉甜美，舞姿优雅，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国民党高级军官，成功窃取了大量关乎中方的关键军事情报。
黄浚在与南造云子会面后，透露了蒋介石计划围剿长江上的日本舰队的军事部署。云子因情势紧迫，未能遵循常规程序向特务机关汇报，竟打破常规，直接向日本东京总部进行了汇报。在总部指令的及时下达下，日本舰队迅速脱离了危险境地。
自此，南造云子、须磨、黄浚三人结为狐群狗党，猖獗行事，其恶行包括策划了两次针对蒋介石的暗杀阴谋，均出自他们之手。
识破偷梁换柱伎俩
为加速破案进程，特警队在总领事馆外围的鼓楼公园巧妙地安排了伪装成“小报摊”、“测字摊”以及人力车夫的特工，以此展开秘密监视。
此刻，黄公馆内波澜不惊。连续数日，黄浚的举止规范有序，每日均乘车前往行政院办公。他亦曾出席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次会议，并造访过黄埔路的蒋介石官邸。除此之外，黄浚大部分时间都安顿于家中。
特警队经过深入分析，坚信黄浚绝不可能轻易放弃，他很可能已经指使手下成员代为执行任务。果不其然，在特警队对黄浚的座驾司机进行监控的过程中，发现司机小王频繁光顾新街口附近一家由外籍人士经营咖啡馆。小王每次入店，总会将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而几乎与此同时，一名日本人也进入店内享用咖啡，他同样将礼帽挂在了小王礼帽的邻近位置。待日本人喝完咖啡，竟戴上小王的礼帽扬长而去；而小王则在饮毕咖啡后，取下日本人的帽子，随之离开。
特警队进一步查明，该名日本人在离开咖啡店之后，每次都戴着小王的礼帽，骑自行车前往中山路逸仙桥南的一家“私人医院”。经调查确认，该“医院”实为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点。这名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表面上担任日本总领事馆管理员一职，实则受须磨指挥，担任情报工作。他偶尔还会与黄浚之子黄晟在此会面。鉴于此，特警队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计划。
04 设计剿灭汉奸团伙
那是一个夜晚，河本明夫刚从所谓的“医院”步出，骑上自行车返回日本领事馆。行至汉口路时，三名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突然从路旁冲出，猛然朝河本冲来。河本不及躲避，整个人连同自行车一同翻倒在地，头上的礼帽也随之滑落。那三个“冒失人”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河本摔得头破血流，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摇摇晃晃地想要站起身来，拾起地上的帽子。正当此时，两名身着制服的交通警察匆匆赶到。他们及时扶住了河本，将他小心地抬上汽车，并承诺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然而，河本坚持要找回那顶帽子。其中一位警察微笑着说：“您不必担心，帽子丢不了。我这就帮您捡起来。我们警察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家！”
实际上，那三位“冒失人”以及两位“警察”均为特警队的一员。其中一位“警察”将帽子送至邻近的一家隐蔽小院中。特警队迅速将礼帽夹层内的情报拍照存档，随后将情报原样恢复，并由那位“警察”火速赶往医院归还帽子。河本接帽后轻轻抚摸，心中悬着的石头得以落地。待“警察”离去，他便匆匆返回须磨处，汇报此事。
“务必全歼，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漏网”。
针对此情况，特警队精心策划了一个陷阱，意图将黄浚集团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他们的策略是，伪造一封须磨写给黄浚的亲笔信。信中内容大致是对黄浚进行嘉奖，并命令他在次日晚上11点，召集所有“有功之臣”于黄公馆举行聚会。届时，须磨将亲自出席，向这些有功人员颁发巨额奖金，并表达其关怀之情。
精心准备好的信件，由特警队的特工巧妙伪装成咖啡店服务员，悄无声息地潜入衣帽间，将伪造的信件巧妙地放入河本的礼帽之中。河本饮尽咖啡后，带走小王的礼帽，而小王依旧如常，将河本的礼帽戴回，前往黄浚处展示胜利的成果。
黄浚并未察觉到任何纰漏，如“须磨”所吩咐，他于次日晚11时准时，将全体成员召集至自己的宅邸之中，静候主子颁赠奖赏。
最终，肩负“颁奖”重任的并非须磨，而是特警队伍的精英与众多全副武装的特工。正是如此，黄浚的汉奸团伙得以被彻底剿灭。
七星配资-七星配资官网-武汉股票配资开户-低息配资股票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